种，你认为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吗？”说到这里陈德华先生停顿下来，呷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大红袍就是大红袍，也就是现在三丛大红袍的第2株就是大红袍母树正本。我在《武夷大红袍二三事》中写过1962年中国茶科所派员来武夷山九龙窠剪枝正本大红袍，1964年春福建茶叶研究所也派员到九龙窠剪枝大红袍带回福安繁育，2005年我到中国茶科所和省茶科所看过他们剪枝培育的大红袍，与母树在茶树、树型、叶型上都是一样的，与肉桂茶树比较则完全不一样。再则，从萌发期来看，肉桂一般在每年5月10日左右就可采摘，而大红袍要迟5到7天。此外，正本大红袍在岩韵上与肉桂也是有区别的。”

　　1985年11月，陈德华先生到福安参加福建省茶叶研究所40周年所庆活动，私下向该所一位老同学要了5株大红袍茶苗，带回栽种在武夷山茶叶研究所“御茶园”名丛观察园中，也就是这5株大红袍茶苗茁壮成长，承担着繁殖推广的任务，20多年来，繁育了大量苗木，使纯种正本大红袍的面积年年不断扩大。

　　武夷山大红袍于上世纪60年代初就走出九龙窠，20多年后，绕了一个弯，又回到武夷山。回顾这段历史，面对大红袍母树的各种说法，陈德华先生真是感慨万千……

        “大红袍”身世之谜

　　看完以上的文字，我们已经明确“大红袍”母树现在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，纯种正本的大面积的大红袍也存在。“大红袍”无论从茶树的树型、叶型以及萌发期和品质、香型、岩韵都不同于肉桂、奇丹等其它茶品种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，现存的“大红袍”这株母树，是不是历史上最早被命名为“大红袍”的那株？这就有赖于茶叶科研人员做进一步研究工作，本文这节则要探究“大红袍”身世之谜。

　　在对于“大红袍”由来的传说中，有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皇后治病说”、“县丞祭茶说”、“县长命名说”等几种说法，下面笔者想对几种说法逐个作个分析判断。

　　一是“皇后治病说”。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情理和逻辑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，试想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，皇后得了“鼓胀病”，要用“大红袍”来消积治病，即使用快马，也要十天半个月，且一路上山高路陡，马能否跑这样的山路？可见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。

　　二是“县丞祭茶说”。虽然自古以来武夷山就有祭茶的习俗，也是地方官员出来领头进行祭茶活动，但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是不合乎古代官场严格的着装礼制，故这种说法也有些牵强了。

        三是“县长命名说”。因为现在武夷山九龙窠“大红袍”摩崖石刻，是民国三十二年县长吴石仙书写，由天心村石匠所刻的，因此有人推算“大红袍”得名于1943年。这种说法有点简单化。1921年蒋希召著的《蒋叔南游记》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，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肯定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还有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卷四里写道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。”“建”，即指建宁府（现建瓯市），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管辖；“旗”，指的则是茶，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比着茶叶，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也就是说“大红袍”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名扬天下了。足见，“县长命名说”不准确了。

　　四是“状元报恩说”。说的是明初有个福建籍举子雷镒赶考途经武夷山，中暑昏倒路旁，被天心寺僧人抬入寺中，以茶入药为其治病。举子病愈后赴京考上状元，回天心寺报恩，方丈说救他的乃是一株茶树，雷镒即以状元大红袍披盖此茶树，以表谢恩。这个故事不胫而走，从此，这株茶